专题：2024第十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自7月初以来，罗素2000指数（RUT）上涨了约7%，而标普500指数（SPX）仅上涨了1%。这与过去一年、三年、五年和十年间大型科技股相对于小型科技股的优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极端天气事件可能成为未来十年内全球最大的风险之一。”

　　“今年5月31日，伊拉克巴士拉的气温超过50℃。”

　　在202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伊拉克总理气候特使法瑞德·雅森（Fareed Yasseen）描述了石油资源富集的中东地区的另一面——饱受高温天气困扰。在一场主题为“改善气候，造福健康”的分论坛上，雅森表示，气候变化让伊拉克深受其害。作为石油生产大国，减缓（碳排放）是他们国家必须有所作为的一件事，与此同时，通过科技的手段，增强气候和疾病监测能力，为衣食住行等多方面提供适应性策略同样重要，“未来，我不愿意穿得和《沙丘》电影里一样。”

　　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发生了飓风、洪水和极端高温等多起气候紧急事件。欧盟和美国相关官方监测数据显示，全球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月，南非东部、澳大利亚东南部、巴西、阿根廷北部、美国东部和加拿大西南部的多个气象站观测到的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了同期历史纪录。在中国，进入6月后，我国华北中南部、黄淮及陕西中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

　　“极端天气事件可能成为未来十年内全球最大的风险之一。”根据达沃斯论坛和奥纬咨询于今年1月份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到2050年，气候危机将导致新增1450万人死亡和12.5万亿美元经济损失，并使全球卫生保健系统额外支出1.1万亿美元。

　　气候变化对孕妇、儿童和老年人尤其不利

　　“我们都看到，因为气候变化，近十几年来，全球登革热病例从50万增加到520万。其他蚊媒病毒，如疟疾、寨卡病毒等，还有霍乱等传染性疾病，感染者数量都迅速增多。但又有多少人意识到，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健康负担中，有88%是5岁以下的儿童所承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副执行主任范德海登（Kitty van der Heijden）在达沃斯分论坛上发出上述“灵魂拷问”。

　　范德海登表示，气候加剧了一些地区的贫困问题。目前全球贫困人口的一半左右为18岁以下的儿童，贫困又会导致健康资源不均。此外，在孩子出生之前，当母亲吸入有毒的空气时，气候变化对孩子健康的负面影响就出现了——在母亲子宫里，孩子的大脑可能无法完全发育；而当妇女在妊娠期遭遇热浪袭击，新生儿早产和胎死的比例也在上升。这些早产儿出生得太早，体重又过低，在生理上处于天然劣势，并且这种劣势终身相伴，影响他们的健康、教育和经济地位提升的机会。

　　即便是处在正常生长环境的儿童，范德海登表示，高温天气更容易导致儿童器官衰竭。随着气候变暖，儿童出现焦虑等精神疾病的风险也在增加。

　　“儿童和老年人很难用‘排汗’的方式散热，这导致他们在极端高温面前更容易产生健康问题。”雅森说。

　　6月初，世界卫生组织（WHO）官网援引了一组近期发表在《全球卫生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ealth）上的研究文章，该系列研究文章由WHO专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撰写。该文章进一步指出，虽然气候变化影响到每个人，但与气候有关的流离失所和环境破坏，对于需要定期获得卫生服务和社会支持的人而言，会造成严重后果。婴儿和老年人以及孕妇可能有特殊的生理风险因素，如体温调节困难、容易脱水和免疫系统较弱。他们还面临着气候变化和相关灾害的间接影响，如粮食和水资源短缺以及病媒和水媒疾病激增。

　　该组文章认为，由于气候变化，孕妇、新生儿、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正面临严重的健康并发症，但这些群体的具体需求在气候应对中基本上被忽视了。

　　资金缺口外，还存在哪些应对短板？

　　去年12 月 ，中国、美国等 124 个主要经济体签署了《气候与健康宣言》，称“将健康置于气候行动的核心，加快发展具有气候适应力、可持续和公平合理的卫生系统”。

　　世界经济论坛健康与医疗行业中心总负责人、执行委员会成员希亚姆·比申（Shyam Bishen）表示，近年来，全球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公共卫生已成为气候变化背景下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但作为应对，目前所做的功课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应对资金方面存在明显不充分。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于2023年发布的第六份综合评估报告也揭示，资金不足制约了气候适应举措的实施，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在2019年和2020年，全球气候适应资金流量平均为460亿美元，远远低于2020年至2030年估计每年需要的1800亿美元。

　　除了资金缺口外，面对气候-健康危机，全球多国仍需在减碳方面付出努力，并需继续改善适应措施，加大科技投入，增加应对策略的系统性和国家间、政府和民间的协作性。

　　相关研究显示，遵守《巴黎协定》所带来的空气质量改善将避免每年数百万人过早死亡，带来的经济效益将等于或超过减缓气候变化所需成本。一项针对中国碳中和目标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碳中和目标对空气质量、健康和可再生能源有着明显的积极影响，实现中国2060的碳中和目标将使全国与PM2.5相关的死亡人数减少113万人。

　　但Massellaz董事长、罗氏集团董事会副主席安德烈·霍夫曼（André Hoffmann）在前述论坛上提出了另一观点：“很多人认为，只要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能解决气候问题，这是线性思维。全球气候系统错综复杂，必须进行系统性调节、处理，如果只关注一两个变量，无法解决系统性问题。”

　　身处“全球最热的地区之一”，雅森认为，面对气候变化，必须采取协同和整体策略。具体来说，政府需要积极调整公共卫生和其他民生政策，公众也要努力适应和调整生活节奏，“我们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在中东，你会发现，人们逐渐适应了夜里的生活节奏。”

　　卫生部门也应该有所应对。“除了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各国医疗体系还需应对具有大流行风险的疾病以及很多非传染性疾病，这就需要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走到一起，并让全球各国的医疗体系形成一个联盟。此外，核心问题还是要确保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在人力方面，目前，无论是家庭医生、护理人员还是医疗机构的普通医生，准备工作还需加强。”希亚姆·比申说。

　　不过，相较于疾病发生后给医疗机构带来的负担，在雅森看来，“事前”预防和预测，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更小。为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和国家间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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